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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 奋进新时代:一粥一饭话变迁

来源:人民网    作者:任璐    发布时间:2019-09-25


  2018年秋天,严金昌家里接待了两位前来学做正宗农家菜的游客。他们身份特殊,专程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稀松平常的一餐一饭,不着痕迹地记录着老严家几十年的生活过往。

  40年前,老严和小岗村17位农民摁下分田到户的“红手印”,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彼时,食物和美味无关,却和火热的干劲,和解放的生产力有关。

  70年前,6岁的严金昌初尝饱饭的味道,全家人从新分的土地里耕耘出一日三餐,时代巨变往往就隐藏在这平凡和日常之中。

  70年来,从吃不饱饭,到吃饱吃好,再到追寻美味和健康,和老严一样历经变化的农民,从南到北,比比皆是。

  岁月流转里的炉火明灭,时代前行间的笑泪交织,都在屋檐下那方寸餐桌上无影无形却又清晰有力地印刻着。在那些代代相传的家常食物里,在那些纷繁多样的味道记忆中,让我们随老严一同回味家和国的巨变。

  忘不掉的舌尖记忆

  1950年,元旦。全国各地都在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年轻的共和国向人们展示出欣欣向荣的图景。那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颁布,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废除,农民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年仅7岁的严金昌,还不能理解翻身的意义。但他能感受到的变化是,家里分的土地“大得望不到边”,种上小麦、水稻、红薯、玉米,一家人再不为吃饭发愁了。到了过年,甚至还杀了头猪,吃上了肉。

  那一年开始,中国农业迎来了3年恢复期。1952年,粮食产量比解放前最高水平增加了11.3%。在耕地条件较好的农村,吃上饭已不再是奢望。

  至于吃什么,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在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张照片,定格了严金昌等老一辈人的回忆——春节,一家五口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每人面前就是一个碗,碗里都是用红薯做的饭菜。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吃起来干涩且粗糙的红薯,淀粉含量高,下肚有种火辣辣的感觉,吃猛了还噎人。但现实摆在眼前:当时,粮食产量低,还要交公粮、留种子,最后所剩无几。好成活、产量高的红薯,自然替代了主粮。

  除了红薯,这份主粮清单里还有玉米、高粱、小米等粗杂粮,做成贴饼子、碴子粥,慰藉着饥饿已久的胃。至于副食,更是几乎没有,土豆、大白菜腌成咸菜,能吃一整个冬天。

  接下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严金昌的记忆中,粮食生产没能跟上社会前进脚步,“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运动,由于脱离实际,反而阻滞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粮食分得少,要想吃饱饭,得靠自己想办法。严金昌在房前屋后种了两三分地生姜,秋后他把生姜弄到淮北去换红薯干,1斤生姜能换7斤红薯干,挑回来倒也可以养家糊口。

  红薯干、玉米面、高粱米,掺着野菜,几乎承包了普通农家的一日三餐。早饭过后,一天出三次勤,中午下午在地头休息一次,收工时给猪拔点草,给羊捋些树叶。傍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伴着冒出土灶的水蒸气,钻出烟囱的炊烟,简单粗硬的饭食摆上餐桌,凝结成一代人忘不掉的舌尖记忆。

  餐桌上品时代跃动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三版罕见地刊登了一篇长通讯,内容是“群众创造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细致介绍了广西和北京探索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如“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等。这篇稿件的出现,有了一层特殊的意味。

  这一年,严金昌35岁,有6个孩子。粮食不够吃,继续等下去也不是长法。为了填饱肚子,11月24日晚上,在村西头严立华家两件破落的茅草屋里,小岗村18户社员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在犹如“生死状”的“包干到户”保证书上,写下名字,按上红手印。

  穷则变,变则通。这一朴素的真理,却触碰了本质问题——“包干到户”调整了生产关系和分配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历史的巧合,往往随着时间推移,愈显意义重大。没多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开始探索前行的方向,小岗也成为推动改革的一个缩影。

  分田到户的第一年,严金昌家的生活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自家30多亩地里种上水稻、花生、红薯等,细心管护加上当年风调雨顺,取得了大丰收。

  不只严金昌家,小岗村的丰收成绩单同样亮眼:1979年,小岗村全村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主要是花生)总产量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

  “以前饿怕了,那时都不舍得卖,家家户户粮食多得放不下,从屋里一直堆到外面。”严金昌比划着,“感觉干一年能吃上好几年。”

  来年的春节团圆饭,严金昌觉得“最丰盛、最高兴,因为未来有了希望”。主食米面管饱管够,鸡鸭猪肉样样都有,青菜来自家里的小菜园,煎炒烹炸、荤素搭配,大人孩子都吃得尽兴。

  1980年,萌芽于小岗村“大包干”模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随之被激发。到1984年,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人均粮食拥有量达800斤。就在这一年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也成为从饥饿跨越到温饱的一道分水岭。

  咸菜配米饭,解决一顿饭。尽管只是“种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吃什么”,但在多数农村人的记忆中,吃饱饭已经是一件幸福的事。而左手端碗,右手拿筷,走着吃着,与乡里乡邻顺便叙叙家常,走家串户热乎邻里感情,更加催化了这种幸福。

  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风起云涌,国家放开粮食购销,农民卖粮有了更多收入。“想吃什么买什么”,逐渐消解了种与吃的空间时间限制。

  在农村,鱼和肉自不用讲,蔬菜的品种也丰富起来,本地菜外地菜一齐涌上餐桌,以往舍不得吃的鸡蛋和牛奶,可以在附近的农贸市场轻松买到。

  但严金昌遇到了一些麻烦。粮食产量节节升高,粮食价格却在下降,卖粮变得越来越难。“有时候排队卖粮要等好几天,还卖不上合适的价钱。”

  卖粮收入减少,直接造成了食物消费购买力的下降。在物质不断丰富的上世纪90年代,像严金昌这样最早分田单干的家庭,想吃得好一些,偶尔也会觉得捉襟见肘。

  这也是无数个像小岗村一样以种粮为主的村庄面临的现实尴尬——“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过富裕坎。”由于错过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时机,“改革开放第一村”也落伍了。

  打捞一碗乡愁味道

  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年,人们对一个愈发现代化的中国有了更多想象。1月16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〇〇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一条重要路径——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结构调整,是中央释放的关键信号。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粮食和其它主要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人民生活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新起点上,农业农村这条大船向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有活力进发,需要调帆转向。

  这一转变,体现在“餐桌经济”上,是由饱向好的飞跃,是由量到质的蜕变。在农村,农民对粮食、蔬菜的需求接近饱和,消费更多转向农副食品、加工食品等,点心蛋糕、罐头饮料、熟食卤味都成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

  这些美味,多数由严家五儿子严德双带回来。改革开放后,跟随农民进城务工大潮,严德双1995年就去东莞打工。离开偏安一隅的乡村,适应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饮食口味也发生改变。

  “蔬菜水果、加工熟食、小吃零食都直接从市场买来,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跟城市差不多,也带动着我们改变。”融入城市,再把城市的饮食元素带回乡村,这看似不经意间的交融,却让严家以往单调的餐食变得丰富多样了起来。

  相应的,食物不再靠自给自足,农民与土地的联结也变得松快。始终在发展路上兜兜转转的小岗村,开始盘活土地资源,从结构调整中寻找突破。

  2006年,时任小岗村第一书记的沈浩开会动员村民流转一部分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招商引资办工业、开发旅游业创造“地盘”。他告诉大家,只有搞现代农业,小岗才能大发展。

  这在当时也是一条新闻: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率先搞“大包干”的小岗村,要重新回到“大集体”了。

  但老严心里明白得很。他把自家的35亩土地流转了出去。“通过流转,重新把土地集中起来利用,解放了捆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讨论,小岗人同意将土地以集体名义入股,成立合作社,大力招商引资,引进龙头企业。就这样,“中国改革第一村”转身变为旅游名村,散发出新的魅力。

  老严的身份,也有了改变。土地交给合作社发展规模种植,自己则经营起农家乐“金昌食府”。严德双返乡归来,当上了大厨,忙得热火朝天。

  “小岗土鸡、梅干菜扣肉、槐花炒鸡蛋、韭菜炒河虾……”报起菜名来,老严头头是道。“这些都是城里吃不到的特色菜,几乎每桌客人必点。”

  年轻人出外打工,带回来新鲜的美食体验;城里人扎堆下乡,寻觅儿时的熟悉味道。就这样,城市与乡村,在一次次交融与碰撞中,用饮食连接,渐渐融为一体。

  如今,金昌食府红火依旧,食客慕名而来,菜单也会随季节变换。老严始终坚持,守着天蓝水清的农村,用最原生态的食材,把农家特色做出来,把城里人留下来。

  田间的稻米、地里的野菜、散养的笨鸡、溪口的鱼虾……老严坚守的农家特色,其实正是乡愁的密码。70年来,社会飞速变化,许多人远离故土,但味蕾的记忆里,始终留存故乡的味道。朴实简单、土味依旧的农家菜里,让人沉醉的老味道,是岁月余甘,是情怀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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