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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生态修复之路:“塞上江南”的旧伤与新生

来源:东方财富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20-10-14


  贺兰山下,一马平川。贺兰山上,斗转星移。

  30多年后,宁夏国土整治修复中心主任王会明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进入贺兰山矿区看到的场景。“里面全是煤矿,一个接一个,不熟悉的人进来,肯定会迷路。”

  巨变始于2017年。

  生态文明建设的号角下,一场生态保卫战在贺兰山打响。自然保护区内169处人类活动点综合治理,83个矿业权全部退出,50处工矿设施全部拆除,外围重点区域所有露天煤矿关闭。

  这是一次“壮士断腕”的整治。“从经济上讲,损失肯定是大的,但是从生态上讲,绝对是受益的。” 宁夏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张黎坦言。

  如今,宁夏贺兰山、六盘山等地矿区的生态修复,正在走向生态产业化的新生,也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样本。

  采砂坑变葡萄园

  9月底,贺兰山东麓的葡萄熟了。

  延绵2000亩的葡萄地里,串串紫色的葡萄缀在藤蔓上,一列一列,望不到边。葡萄园的主人袁辉对这些葡萄很是骄傲,“别看尝起来酸涩,它们能做出最好的葡萄酒。”

  来到这儿品尝葡萄酒的游客,很少有人知道,以前,这里不过是一个个废弃的矿坑。藏在葡萄园深处的葡萄酒堡,也是用砂坑里废弃的石料建起来的。

  这个位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原产地域”核心地带的酒庄,前身是供应银川市砂石料资源的主要产区。由于长期的高强度开采,地表形成了平均深达40米的矿坑。受采矿影响,周边植被稀疏、砂砾裸露,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2008年,当地企业承包下2000多亩坑地,盖起酒庄,发展葡萄种植。同时在采矿塌陷区建成休闲公园,在遗留矿坑建设生态园。

  “从采砂到种植葡萄,很明显生态效益好了,产业转型也带来了社会效益。生态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力,这一个葡萄园季节性用工有2000多人,常年用工300多人,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很大的增收。”宁夏自然资源厅办公室主任艾红兵说。

  从砂石矿区到葡萄酒庄,这里是整个贺兰山东麓矿区整治修复的一个缩影。

  在宁夏,贺兰山被称为“父亲山”。近南北走向的贺兰山位于银川平原西侧,千百年来,阻挡着腾格里风沙和西伯利亚寒流东进,也保护着宁夏人的“母亲河”黄河。

  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因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贺兰山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无序开采活动。在“靠山吃山”的传统、粗放发展方式下,贺兰山很快因野蛮开发变得伤痕累累。

  “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人去讲生态保护,主要还是想着如何充分利用资源。”王会明说,在巅峰时期,贺兰山上各类采矿权达到100多处,非正规小煤窑不计其数。

  位于贺兰山北部的石嘴山市,就是因煤而兴、因煤而建的。王会明记得,从石嘴山市区沿着山沟驱车进入贺兰山矿区,要开一两个小时车程。“但当时,石嘴山市区黑色的天和空气中的粉尘,就能让人感受到,贺兰山上煤炭开采正在造成什么后果。”

  几十年来,贺兰山丰富的矿产资源,给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留下了沟壑纵横、满目疮痍的山体。

  “特别是贺兰山北部石嘴山段矿区,过度开采致使山体地貌严重毁坏、部分物种濒危灭绝、野生动物栖息地大幅压缩,生态环境质量和功能遭到严重损害。”王会明坦言。

  2016年11月,中央第八环保督察组向宁夏回族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提到,2013年以来,宁夏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6个存在新建或续建开发活动点位149处,其中106处为新建点位。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6家采矿企业中,81家为露天开采,破坏地表植被,矿坑没有回填,未对渣堆等实施生态恢复。

  2017年,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号角下,一场生态保卫战,在贺兰山正式打响。

  贺兰山保护区内,169处整治点全面完成环境整治和生态修复,83个矿业权全部退出,50处工矿设施全部拆除。贺兰山所有露天煤矿关闭退出,重点区域543家“散乱污”煤炭加工企业关停取缔,影响生态环境的45个点位全部完成基础治理。

  铁腕治污

  同时开启矿区整治与生态修复的,还有位于宁夏最南端的六盘山三关口。

  三关口位于固原市泾源县六盘山镇,历史上,这里是“秦风咽喉,关陇要地”。因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这里也一度成为采石企业野蛮开采纷纷逐利的矿区。

  三关口矿区南临312国道和宝中铁路,已探明的石灰岩储量就有9085万吨,是周边市县的重点工程和民用建筑市场建筑石料的主要来源。

  泾源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于永全记得,2003年,三关口矿区区划调整移交给泾源县管理时,有石料厂18家,开采已有40多年历史。但这些企业生产规模小,安全隐患多,多数企业运营不规范,私挖盗采时有发生。

  同在2017年,三关口矿区展开了一场名为“绿盾2017”的专项整治行动。

  “从2013年开始,我们对当地生产规模小、安全隐患多的非煤矿山企业进行了整合,依法关停和拆除了石灰窑33口、工矿企业19家。到2017年,三关口矿区的非煤矿山企业还有8家。但是,到进行集中整治时,它们都还有不同程度的剩余储量。” 于永全说。

  这也就意味着,整治首先要解决这些企业厂房建筑物、机器设备拆除,矿山征地拆迁、拆迁补偿,以及退还矿山企业剩余储量价款、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的问题。

  “三关口矿区点多、线长、面广,情况复杂,整治中遇到的难题不少。”于永全回忆,当时,当地依据治理对象规模大小、易难程度、证照是否齐备等情况,按照“先小后大,先易后难,先无后有”原则,制定了“一企一案、一案一策、一事一档”的行动方案。最后,依法拆除工矿企业8家,清理石料开采、加工区域407亩。

  整治过程中,让当地最为头疼的,是三关口矿区有着50年历史的老国企六盘山水泥厂和长征水泥厂的搬迁拆除问题。

  两家水泥厂坐落在六盘山镇蒿店村边缘,且都位于生态红线2公里以内。长征水泥厂建于1969年,设计年生产水泥25万吨,2002年因产能落后被淘汰关停,但一直未拆除。六盘山水泥厂建于1975年,2006年改造后,年产水泥80万吨,年产值3亿元。

  40岁的蒿店村村支书吉凤洲回忆,从自己记事起,当地的矿山开采、建筑石料和水泥生产,力度就非常大。“那些年,村里的庄稼地常年积着厚厚一层灰,麦子抽穗的时候,上面都是粉尘颗粒,种的土豆等蔬菜长出来,也都有一层灰覆盖着。”

  因矿山开采和水泥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当地村民意见很大,曾与水泥厂多次交涉,但最后都无果。

  2019年11月,三关口矿区所在的固原市委、市政府开展六盘山生态环境整治“回头看”,约谈三关口矿区关停企业负责人,全面清查六盘山水泥厂、长征水泥厂遗留问题,依法达成搬迁拆除协议,一次性补偿六盘山水泥厂4350万元,督促企业支付184名职工安置费用2113万元,解决长征水泥厂拆迁费400万元。

  到2019年底,六盘山水泥厂和长征水泥厂全面完成搬迁拆除工作。至此,整个泾源县境内所有工矿企业、厂房设备全部清零。

  “生态治理后,水泥厂搬走了,采矿也停了,矿山都种了常青树木,连以前浑浊的河道也清了。” 吉凤洲说。

  修复之难

  但比整治更难的,是修复。

  2016年,中央第八环保督察组反馈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问题突出后,当地随即启动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作为技术指导专家成员,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高级工程师吴学华曾随工作组前往矿区现场勘查。

  贺兰山上露天开采留下的巨大矿坑,像伤疤一样留在他的心里。“煤矿开采都是往深了挖,浅的矿坑都有四五十米深,有的深达100多米。挖出来的煤渣也都堆了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高。有的山头,一整个山坡都被削掉,地形地貌和植被完全被破坏了。”

  要让千疮百孔的贺兰山恢复往日面貌,实属不易。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矿坑回填与渣堆处理。而这个修复环节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煤矿露天开采形成的矿坑、堆积在沟道里的矿渣、削坡形成的高陡边坡,是很容易崩塌或者滑坡的,一旦遇到特大暴雨,还可能引发泥石流,对贺兰山脚下村镇居民生活和庄稼农田都会造成威胁。” 吴学华说。

  因此,矿坑回填和削坡放坡都有着严格的技术要求。“比如,填坑并不是完全填平,要根据矿坑周边地理环境来考虑;削坡要削成台阶式的,像梯田,台阶高度不能大于10米,边坡坡度要小于35°,不然雨水一冲刷就有可能形成垮塌。”他解释。

  在贺兰山这样气候干旱、降雨稀少的西北山区,难上加难的,是植被恢复。

  “在贺兰山地区,年降水量是200毫米左右,蒸发量能达到大约2000毫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10倍,很难满足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吴学华回忆,单是为矿区植被修复选择合适的草种,就花了不少心思。

  用于植被修复的草种,要能适应贺兰山地区的气候与地质环境,耐旱、生命力顽强。“我们当时有一个选择是沙蒿,这种草耐干旱、能固沙,在西北地区种植得多,对于植被恢复的效果比较好。但是很多人对沙蒿过敏,可能导致鼻炎频发,影响附近居民生活,最后还是觉得不能多种。”

  吴学华记得,还有专家提出要种植贺兰山本身存在的品种,防止外来物种种植可能带来的病虫灾害,破坏贺兰山本身的植被。最后,综合考虑下,修复选择了多种草籽混合撒播。

  随之而来的难题,是怎么让撒播的草籽活下去。“很多需要恢复的地表都是矿渣留下的石头、煤矸石,草籽撒在上面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壤有机质,就算下雨了也没法扎根,风一吹就没了。所以我们要求先覆土,让植物能够发芽。”

  在六盘山的三关口矿区,植被修复首次采用了挂网喷播的方式。

  吴学华解释说,三关口所在的六盘山地区,相对贺兰山降水量更多。像许多位于交通干线两侧的矿区山体一样,三关口的矿山因砂石开采变成坡度极大的陡坡。一遇雨水,撒播的草籽就会被冲刷,难以扎根。

  为了让草籽能停留在地表,在三关口矿区,修复人员将苜蓿、红豆草、柠条、沙棘、榆树、紫穗槐等林草种子混入土壤挂在网上,再固定到山坡上,挂网喷播面积27万平方米,覆盖崖面能达到80%以上。

  “所以,矿山生态修复其实是因地制宜的,我们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来选择修复措施,比如是否能自然修复,人工修复的干预程度如何控制等。”吴学华说。

  从攻坚战到持久战

  生态修复不仅仅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

  在吴学华看来,贺兰山和六盘山的生态环境在经过大力整治和科学修复后,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还是很明显的。“地貌景观得到了恢复,保护区内的植物和动物得以生存,周边环境有了改善,地下水环境也好转了。”

  “生态修复不是一下两下就可以完成的,比如上一年撒播的草籽经过一个寒冬,不可能完全存活下来,第二年我们要继续撒播,也要精心维护。”他也坦言,要想真正看到矿区生态修复的成效,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经过长达三年的整治与修复后,今年9月底,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的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正式出炉,规划期限为5年。

  规划提出,到2025年,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要提高到65%以上,历史遗留矿山治理率达到100%;六盘山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3.4%,矿山地质环境及国土综合整治7420公顷。

  艾红兵介绍,“三山”专项规划的创新之处,是按照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生态功能及生态系统的关联性,将保护修复范围分为保护区、生态关联区和生态延展区三个圈层,针对不同区域的突出问题和自然地理特征进行布局。

  “三个圈层的保护、治理与修复也各有侧重,以贺兰山为例,自然保护区内落实最严格的保护措施,全面禁伐、禁牧、禁采、禁火、禁止新建墓葬;保护区外围的关联区,重点是环境污染的治理,同时围绕自然保护区建设生态绿廊;在生态延展区,实施产业生态化,打通被割裂的生态屏障。”艾红兵说。

  据他介绍,规划更细致地列明了“三山”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生态产业培育发展、小流域综合治理、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及监管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的建设内容、规模和资金概算及实施年限。

  贺兰山生态保护修复涉及6大工程35个项目,建设规模就达82381公顷,资金概算72.77亿元。六盘山的5大工程36个项目,建设规模为472995公顷,资金概算77.05亿元。

  宁夏出台的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同时也是对重要生态区域系统保护和修复的探索与实践。

  在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贺兰山生态保护和修复,就是黄河重点生态区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之一。

  这份全国性的总体规划也指出,在不少地区的生态保护修复中,目前仍存在生态保护和修复系统性不足、市场化投入机制不够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缺乏有效途径等问题。

  “生态保护修复与经济发展,并非对立的关系。”艾红兵认为,“三山”的生态保护修复,与宁夏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动能的转换,是衔接在一起的。

  “比如,贺兰山东麓发展葡萄酒产业,六盘山地区的固原市发展特色林草经济,一方面,这些产品种植本身是恢复生态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它们能够创造经济价值,为百姓增收。未来,我们还可以发展生态旅游,走产业生态化的路子。”艾红兵说。

  谈起未来的发展,吉凤洲也信心满满。“蒿店村是个古村,解放初期和解放后都有红色革命故事发生,又靠近六盘山红军长征景区,现在生态环境也治理好了。”

  他说,以前,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靠种树、养殖和劳务。“下一步,我们打算把全域生态旅游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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