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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河治水:从“头痛医头”到“整体把脉” 保一泓清水入黄河

来源:南方都市报·奥一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20-10-15


  “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山西民歌描绘的汾河美景,过去一度病成“雨季过洪水、旱季没流水、平时是污水”的状态。如今,汾河实现全年不断流,13个国考断面全部消除劣V类,歌曲描绘的图景逐渐重现。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山西第一大河。历史上,汾河曾有4次大规模开发治理行动,进入“十三五”以来,治理思路开始有了新变化——治水不再仅仅治水,而是山水林田湖草综合修复,汾河流域内,矿山治理、造林绿化治理、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水资源与水生态保护恢复、土地综合整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六大工程同步齐抓。

  

  不仅汾河,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也已成为整个黄河流域,乃至我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整体思路,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转向“整体把脉,系统治疗”。

  

  自2017年以来,山西治汾累计投资总额约178.5亿元。官方表示,目前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仍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下一步应通过释放政策红利,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从“有河无水”到全年不断流

  

  傍晚的山西太原汾河晋阳桥畔有两个夕阳。一个被大桥托着,在鱼鳞状的云彩背后若隐若现,另一个倒映在平静的河水中,一艘皮划艇驶过后碎成千万粼粼秋波。秋意渐起,一群大雁排着“人”字形飞过。

  

  然而,在当地人的记忆中,过去根本见不到这样的美景。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李桂琴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电视台工作时,节目组想拍摄一组“汾河流水哗啦啦”的镜头,但河道里根本就没有水,更别说“哗啦啦”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汾河经常处于“有河无水”的断流状态。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袁进介绍,从自然角度看,汾河是季节性河流,降水量少且不稳定,流域多属黄土高原区,植被覆盖率低,蒸发量强。从人类活动角度看,人口增加导致工业、农业、生活取水量增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达80%以上,远超40%的合理利用率。以上原因导致汾河地表径流量减少。

  

  袁进说,直至2008年山西省开始试运行“千里汾河清水复流工程”后,汾河才逐步实现不断流。据统计,从2017年至今,汾河累计调引黄河水11.46亿立方米。

  

  “缺水是汾河流域最根本的生态问题。”袁进称,由于水资源总量有限,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生活用水、生态用水需要科学分配,过去倾向于优先保证生产生活用水,而近年来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基流稳定的重要性。“这种分配思路的转变也反映了人们对环境认识的变化。”

  

  “我们治理水环境,已从原来单一的管控污染源,转变为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调整。”袁进说,最近几年汾河下大力气做的是改善水质,加大力度调水,但未来水量能否保持还要考虑天然缺水和调水成本的现实条件,今后还要加强系统性的规划,坚持从治污到生态修复和保护转变。

  

  汾源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相当于一个马耳他

  

  自太原向北,沿河而上,逐渐进入汾河上游的黄土高原地貌区。这里沟壑纵横、植被稀疏、山高坡陡,气候寒冷干旱、年降水量少,加上季节性集中降雨冲刷,在地形、降水、土壤等自然因素和能源开采、植被破坏等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一度流域内水土流失严重。

  

  忻州市宁武县是汾河的源头,古称“汾源灵沼”。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煤炭过度开采和乱砍滥伐,导致汾河源头生态环境一段时期内逐步恶化,当地人称“雨季过洪水、旱季没流水、平时是污水”。

  

  宁武县东寨镇人大主席杨超军表示,宁武县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产业一度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但是,采煤的另一面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地表径流量下降,尤其在枯水期,水量减少更加明显。

  

  从1988年开始,宁武县持续开展了两期共20年汾河上游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自2008年至今,又进行后续治理保护。通过建设淤地坝、治滩、修梯田、栽植水保林、种植经济林、修筑河道护坝、增加高标准基本农田等方式,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11.3平方公里,相当于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面积。治理后年均减少输沙146.5万吨,减少率达40.6%。

  

  为保护汾河源头水质,昔日的重污染企业都被迁出。据统计,忻州累计关停取缔了汾河干流两侧3公里范围内各类企业511个,整合大中型煤矿17座,重点保护区域全部退出了煤炭等矿山资源开采。

  

  记者看到,一群游客围在汾源的第一口水井边,品尝用木桶打上来的汾河水。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源头水质已稳定在国家II类生活用水标准,可直接饮用。

  

  在忻州市的另一个县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已完成70%的建设进度,恢复湿地植被2000亩。静乐县县委副书记宣文晓称,湿地公园的建设可以极大解决汾河上游流域的生态问题,起到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蓄水防洪、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生态效益,也为各类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自然生态场所。

  

  “水鸟多不多,是衡量湿地生态环境好不好的一个重要风向标。”静乐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服务中心主任徐文玉说。今年2月,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白天鹅的驻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金雕、褐马鸡也成为这里的常客。

  

  今年6月汾河已经全部消劣

  

  由于历史原因,穿行在三晋大地的汾河经受着各种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的污染,汾河一度由一川清水变成“黑水”“臭水”和“危水”。

  

  山西省政协去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流域整体性保护差是造成汾河水污染防治难度大的根本原因,目前汾河河道径流中,天然径流占比不足10%,城镇、农村生活污水和工业企业废水占比高达90%以上。其次,污染排放量大也是造成汾河水质改善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2019年,山西省政策安排专项资金2亿多元,两个月内火速建成71座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可监测水质指标11项,并在汾河沿线布置了视频探头,大大提升了汾河流域水质预警能力。

  

  这些监测站可迅速锁定排污源。人民日报曾报道,过去企业常利用降雨天偷排污染物,在监测站建成后不久的一个雨天,文峪河南姚出境断面自动监测站一大早报告,氨氮浓度超地表水五类标准16.7倍,很可能有企业在排放污染物。文峪河流经9县、长达155公里,过去调查难度很大,如今依靠监测站数据,工作人员只用了两小时就锁定了污染源企业。

  

  除了水质监测站,如何解决占河道径流90%的生活污水和城镇废水是关键。据介绍,为解决向河道直排污水的问题,2019年当地完成汾河流域2039个入河排污口的排查整治工作。“该堵的堵、该封的封、该治的治。”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许德茂说。

  

  污水截污纳管处理是消除汾河水体污染的根本措施。2020年8月山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透露,自2017年以来,山西累计实施汾河流域省级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257项、市县级水污染治理工程984项,投资总额约178.5亿元。

  

  截至目前,山西省共有城镇污水处理厂134座,总设计规模441.6万立方米/日。2019年,全省污水排放量11.8亿立方米,污水处理量11.3亿立方米,生活污水处理率达95.48%。

  

  为消除汾河水体污染,山西省曾下达死命令。2019年5月12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汾河流域治理攻坚战的决定》正式施行,提出“2020年全面消除汾河流域劣V类断面”的目标。

  

  今年1-6月,汾河流域13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中,I-Ⅲ类水质优良断面较2017年同期增加了1个;劣Ⅴ类水质断面全部消除,较2017年同期减少了8个;6月单月及1-6月水质均创历年同期最优。

  

  从“头痛医头”转向为“整体把脉”

  

  汾河治理,顶层设计先行。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山西省先后4次对汾河进行了大规模开发治理。进入“十三五”后,汾河的治理力度空前加大。山西省将汾河流域生态修复纳入“十三五”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性工程加以推进。2015年,《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纲要(2015-2030年)》出台。

  

  2016年4月,水利部与省政府联合印发《汾河流域生态修复规划(2015-2030年)》,这标志着汾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上升至国家治水战略层面,这也是水利部会同省级政府批复的全国第一个流域生态修复规划。山西成为国内首个全流域生态修复的省份。

  

  2017年,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此举意味着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首次上升到了法律保护的层面。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在顶层制度设计中亦扮演了重要作用,2018年修正了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组织开展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执法检查,2019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组织开展了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推动解决了一批突出水环境问题。

  

  在治水思路上,汾河也有了新变化。由仅仅治水,转变为山水林田湖草综合修复,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转向“整体把脉,系统治疗”理念,由“开刀治病”工程治理转向“健康管理”自然恢复逐步引导理念。

  

  2016年,财政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启动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汾河中上游入选了国家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修复工程试点项目区,矿山治理、造林绿化治理、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水资源与水生态保护恢复、土地综合整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六大治理工程齐抓,“治山、治水、治气、治林、治城、治人”一体推进。

  

  汾源宁武县副县长张国伟见证了治理思路的转变,他对源头生态的自然恢复印象深刻。原来强调大工程、大建设;现在强调的是采用贴近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形式。“适合什么种什么,适合什么做什么。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林则林。”

  

  未来激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下称《规划》),为未来15年的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绘制蓝图。

  

  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入选了9项重大工程之一。去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升格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18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提到,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治理取得巨大成就,但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水患频繁,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

  

  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是以上重大工程进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关键词。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解读《规划》时表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

  

  吴晓还强调,要将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着眼点、关注点从主要追求自然生态空间的扩张、自然资源总量的增长,逐步转移到量质并重、以质为先上来,通过高质量建设重大工程,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从量变到质变。

  

  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的周伟担任通讯作者的一篇论文提到,生态系统综合治理是一种充分体现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过程,其核心内容是将生态系统及其组成系统各生态要素进行整体化考虑、系统性修复。其思想及内涵已被政府和学者广泛接受,但理论与实践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生态保护修复目前是政府财政“挑大梁”,社会资本参与较少。自2017年以来,山西治汾累计投资总额约178.5亿元。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司长周远波称,由于生态保护修复的公益性很强,目前盈利能力较低,项目风险较大,加之缺少一些必要的激励机制,导致目前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愿不强,比例也不是太高,仍然还是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投资的渠道相对单一,总量有限。

  

  周远波说,接下来在政府投入的同时,一定要通过释放政策红利,为社会资本、社会力量投入生态保护增加动力、激发活力、挖掘潜力,逐步打通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的通道。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就政府内部而言,由于流域生态修复涉及主体众多,上下游生态利益紧密联系,上游治污过程中关停有关企业,会产生一些相应影响。张国伟称,宁武县过去是重要的工业基地,但为保证汾河源头水质,关停了大部分工业企业,目前靠发展农业和旅游业,财政收入有一定减少,加之汾源景区的维护费用靠县财政兜底,本就属于贫困县的宁武财政压力较大。他希望尽快落实生态补偿制度。

  

  周伟也建议,我国的生态补偿工作刚刚起步,未来应科学界定补偿者与被补偿者的权利义务,进一步完善“生态破坏者赔偿、生态收益者付费、生态修复者获利”的生态补偿运行机制。


原文链接:林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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